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既是在中国的本土语境中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同时又与外国文化思潮的影响分不开。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发生学的研究有两条可行的路线。一是在本土语境中作探源研究，二是在中外文化交叉的语境中进行比较和影响研究。解志熙的《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比较研究的新成果。
将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联系起来可能会有不少人感到讶疑。疑点之一：存在主义的起源尽管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但作为一个思潮却成型于“二战”前后，中国作家会作出同步的甚至是超前的思考与应对吗？《生的执著》通过大量的举证告诉你：“这种关系确实存在，虽然它的广度不大，但却颇有深度”。在第一章，作者用大量事实勾画出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关系的图景。而由于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事实性叙述是从未有人涉足的，本书真正的开创性由此可见一斑。
存在主义在“思想上”深刻地影响了从20年代的鲁迅到40年代的钱钟书等中国现代作家，这是《生的执著》一书的基本思路。而这种思想上的影响又突出地表现在人生观上：“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亦即实存状态观和自由选择学说，为鲁迅、张水淇、汪曾祺、冯至以及钱钟书提供了全新的人生观点，使他们的创作有了新的主题或者对一些传统题材有了全新的理解，从而也就赋予了他们的创作以较大的思想深度，使之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对存在主义的深刻理解并以此作为观察点和批评武器为本书作者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从而开启了一扇通向纵深的大门，一片久被遮蔽的荒芜的原野变得豁然开朗。如果说鲁迅和钱钟书等人用存在主义照亮了那片原本陌生和黑暗的人生领域；那么解志熙则用存在主义的视角使鲁迅和钱钟书等人创作不为人知的这一部分得以彰显。由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在现代性主题开掘上的同步性，甚至是超越。这一学术上的深刻发现，或者说在学理层次上的深度推进，使该书具有一种本真意义上的开创性。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生的执著》并未讳言存在主义的复杂性与其消极的一面。但该书着力突出、强调了存在主义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即它的自由选择观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这当然与中国作家在现实语境中对存在主义接受的实际状况有关，但这一“侧重”似乎又是有意为之，是有其良苦用心的。作者高度评价鲁迅张扬一种在深知毫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进行绝望反抗的精神，充分肯定冯至倡导的“正当的生死”和“认真的为人”的人生态度；对汪曾祺在其小说中塑造的“存在自欺”的人格，以及钱钟书在《围城》中所塑造的方鸿渐这一“围城人”的怯懦、逃避和游移等非本真的生存行为，则认为作家是以批判和否定的姿态实现肯定自我承担与自我选择的积极人生态度的目的。正像肯定作家们对存在主义的取舍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针对性一样，作者的取舍向背同样有其现实针对性和超乎纯学术性的目的。笔者甚至认为，该书作者之所以选择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这一难点作为研究课题，除了学术性的考虑之外，实际上隐含着作者对历史及当下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深层忧虑和积极的人文关怀。这既是一种学术选择，也是一种人生选择，是对知识分子身份及其命运的积极担当。存在主义积极的“选择”观念，已内化为作者学术人格的一部分，充分地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
除了以上特点外，本书在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关系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先例。新时期以来，我们并不缺乏新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缺乏的恰恰是对理论、观念和方法的消化、理解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批评实践，即将新的理论、观念、方法运用到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与分析中去恰恰是我们的文学研究所欠缺的。《生的执著》于此所作的工作同样是开创性的。表现在它对鲁迅、张水淇、汪曾祺、冯至、钱钟书等人思想的解读与透视，更表现在对《野草》、《阿门独语》、《礼拜天的早晨》、《伍子胥》、《围城》等作品所作的精细独到、可谓经典性的存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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